精神病杀人该不该判死刑？

最近有一起社会案件，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探讨一下。

2024 年 6 月 9 日下午一点，成都 27 岁女子王某雅，正在自己家里好好呆着，一名叫梁某某的 35 岁女性，突然在敲她家门并不断恶意吐痰，王某雅不认识梁某某，在微信上跟自己母亲说了这件事，她妈妈便叫保安过来驱赶，不过这个小区的保安年纪太大，没啥威慑力。

梁某某面对保安不肯离开，王某雅忍不住开门理论，没想到梁某某突然持刀冲进房间，不断捅刺王某雅头部、颈胸部，将王某雅当场乱刀刺死。

事后经司法鉴定，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是个精神病。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杀人，不负刑事责任，应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其监护人可能需赔偿受害人家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经济损失。

也就是说，精神病人杀人，不用偿命，只用强制医疗，或者赔钱给受害人。

这件事过了一年，才被媒体捅出来，是因为 2025 年 5 月 27 日，该案举行庭前会议，王某雅的母亲坚决主张判处精神病人死刑，因为案发前，行凶人梁某某从大二就因精神病退学，有着多年的精神病史，曾多次持刀在小区晃悠，具备强烈暴力倾向，而监护人并没有做到应尽责任。

根据我在网上找到的数据，我国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在精神病人的刑事犯罪统计中，杀人的占 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 1.85 人，最多的杀死 7 人。

王某雅的母亲主张凶手死刑，是为了让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知道自己的责任，犯了重大错误就要承担刑罚，不能放任精神病人外出杀人。

我个人比较赞同王某雅的母亲的主张。

除了意外失去亲人的伤痛，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给相关立法部门一点看法。

中国现在每培养一个成年人成才，成本十分高昂。

以被杀害的王某雅举例，她高中毕业于成都外国语学校，因成绩好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因为日语能力出色，大三时作为交换生赴日本神户留学，2018 年毕业后曾在北京日资公司工作了一年，后回到成都。

培养出一个王某雅，高中一年的学费是 4.2 万，其他费用 1.7 万，一年光学习费用 7 万左右。

衣食住行课外辅导不算，就 7 万一年。

王某雅成绩好才会保送到北外，这中间又有她单身母亲和老师多少年的心血付出？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上海家庭 0-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是 101 万、北京是 93.6 万，到本科毕业，保守估计一般要 120 万左右。

王某雅虽然在成都，但因为读的是较贵的学校，其母亲将她拉扯大，应该是远远大于 120 万，个人猜测养育成本可能达到了 200 万以上。

养娃成本包括产检、孕期营养、奶粉、尿不湿、衣物、教育、课外辅导、医疗、居住空间、游玩等等，这中间不仅包含金钱成本，还包括更宝贵的时间成本。

辛辛苦苦养到 27 岁，品学兼优，会一门流利外语，然后被一个精神病给杀了。

这是对社会价值的巨大破坏。

在我们小时候，因为经济贫穷，物比人贵，普通人的一条命，其赔偿金额远低于一辆小轿车的价值。

通常一个人的死亡赔偿金额，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再加上 6 个月工资作为丧葬补助金。

1990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00 元，死一个人，大概赔偿金是 3 万多元。

而 1990 年，一辆桑塔纳的价格是 20 万人民币。

这就是典型的物比人贵。

而现在呢？

2024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4200 元，死一个人，大概赔偿金是 110 万元。

2024 年，一辆比亚迪秦 L 也只要 9 万块钱。

1990 年时，普通轿车约为人命的七倍，现在，人命是普通轿车的 20 倍。

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从物贵人贱，走向了人贵物贱。

去年我在开罗调研时，当地华人就说起过，埃及富人开车不小心撞死了穷人家的小孩，也就赔了三万多人民币了事。

2024 年的埃及，其人命价值，就约等于 1990 年的中国，差不多都是 3 万人民币赔偿金。

应该更廉价许多，因为 1990 年 3 万人民币的购买力，远大于 2024 年 3 万人民币的购买力。

中国现在最贵的事物，就是人命，人命价值高于许多事物的价值。

而《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杀人的相关条例，制定于 1997 年 3 月 14 日。

至今已过去了 28 年。

已经严重不符合当下的经济生活基本面。

所以我才说，现在每杀一个正常人，都是对社会价值的巨大破坏，给社会无形中增加了沉没成本。

这个破坏之大，大到不能再用精神病，作为不判死刑的理由。

而且死者母亲说得对，你不判死刑，不处罚精神病监护人，他们就对这件事不上心，会放任精神病人伤害普通民众。

所以我支持对杀人的精神病人判死刑，也支持处罚犯下重罪、看管不力的精神病监护人。

来，让我们继续用马哲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生产力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会变。

相关法律，自然也应该重新修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