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考古学成为一种幻觉：知识系统在流量时代的“结构性失语”

2020年夏，一位考入北大的“寒门学子”因选择考古学专业而引发舆论震荡，一时间，“要不要学考古”“学考古有没有出路”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这场短暂的聚光不仅折射出社会对人文学科的结构性焦虑，也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症结：身处讨论漩涡之中，考古学似乎还是无法说清它究竟是什么。

几年过去，考古学已不再冷门，甚至成为热门乃至“烫门”，却依旧被误解为“历史的二级学科”、“靠体力和耐心吃饭的野外劳动”、“文物修复”……而它作为一门具有独立认识论与物质实践传统的知识系统，其真正的技术路径、方法论逻辑和认知价值，却从未真正获得制度性或舆论场中的清晰表达。

这种模糊并非止于公众认知。进入考古专业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大二选择转专业，或在毕业后迅速转行——我本人亦是其中之一。在每年志愿填报期，我常收到关于“是否应当学考古”的私信与询问。令我惊讶的是：哪怕那些表达出浓厚兴趣、已具一定知识积累的学生，对“考古学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依然模糊。

这并非个体信息差造成的理解错位，而是一种系统性的表达失败。它暴露出的不是“考古不够努力”，而是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在当代媒介结构中，考古学是否还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表达主权？在高度平台化、情绪化的传播环境中，一门复杂的知识系统还能否讲出“自己的版本”？

本文希望从这一问题出发，重新梳理考古学当下的传播处境——不仅为提醒有意报考的学生，更希望能为考古学自身争取到应有却尚未实现的公共表达空间。

一、热度之下：考古传播的结构性困境

每年6月下旬，是高考志愿的关键窗口期，成千上万的考生与家长在此刻进行一场关于未来的协商——选择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想象的体现。近年，文史类专业“反弹式热度”带动了对考古的关注，一些高校也通过校友返乡宣讲、官方公众号推文、短视频账号运营等方式试图“讲好考古故事”。

但我们也能看到，公众对考古的误解依然普遍，甚至在碎片化信息流中愈演愈烈。搜索“考古学”这个词条，跳出来的要么是“毕业好不好考编”的普遍焦虑，要么是“女生适不适合学考古”这种自带热度的性别议题，要么是“田野考古到底需不需要挖坟”的猎奇目光。真正与考古学科核心相关的问题——它的研究方法及认识论立场——在这些讨论中几乎缺席；偶见几个考研博主宣讲式的科普，也无法唤起公众的好奇。

这不是一个由宣传不足导致的问题。事实上，考古学的表达行为不少，尤其在近年来高校数字转型和流量机制的推动下，各种“走出去”的尝试层出不穷。但宣传也要讲指标和效率，这导致它们大都强调趣味性，牺牲复杂性；突出仪式，回避技术；重故事，轻内容。

这个学科并非沉默，而是深陷在一种结构性无效传播的陷阱中。这种传播不但没有破除误解，反而强化了误解的惯性，使得每年走进考古的学生，都仍需自己从头开始摸索其真正的面貌。

二、幻觉性认知：考古传播的机制错配与接收偏差

公众并非远离考古。在当前信息环境下，人们通过博物馆、自媒体、公益讲座等方式，正在接受越来越多关于考古的知识性内容。所以问题不在于没有传播，而在于传播机制与接收习惯之间的错配，构成了一种“幻觉性认知结构”：观众“以为”理解了考古，实则只是建立了一套自洽却失真的理解框架。

布迪厄所说的habitus（惯习）正是指这种在社会实践中逐渐习得、并自然化于日常判断的“预设理解”。当公众带着由媒体、博物馆、教育体系等多重机构制造的“理解惯性”接触考古时，他们看到的，往往不是考古的现实，而是制度早已为其设定好的观看路径[1]。

这种“认知结构的预设”在以下两种机制中尤为典型：

（一）公众考古与大众传播之间的错位

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最初并非作为一种传播手段，而是一种在田野调查中引入社区参与、实现文化协商与利益共管的专业路径。它解决的是“谁有权决定遗址处理方式”“如何处理文物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强调过程协作、社会责任与多元视角。真正的公众考古项目，在完成社区协作任务后，未必具备对大众传播的职责或能力[2]。

然而在中文传播语境中，“公众考古”一词被不加区分地与“对公众的考古传播”混用，形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中间带。这并非公众考古的问题，而是社会对公众考古的功能投射出现了误解。而考古学界内部对这一传播逻辑的回应，则仍显迟缓，尚未建立起对“公众语境中考古话语”的持续性校准机制。

（二）博物馆展示与观众体验之间的断裂

博物馆是公众接触考古的第一入口，过去存在“过程缺失”的问题，即知识呈现集中在器物本体与历史脉络上，较少涉及考古学的知识生产过程。

近年来，大量地区性与国家级博物馆已在展陈中引入了出土现场复原图、探方照片、发掘日志、拼接复原图、测年流程等“过程性内容”。但问题随之转变为新的层面：知识展陈的“视觉负荷”与观众接收能力之间出现了错位。

许多馆所采取的是“增加图文”的线性补丁式解决方式，例如在展柜后区大面积铺设复杂图文信息，或使用多语种标注叠加技术说明。这些手段虽然在形式上回应了“过程可视化”的诉求，但对于观众——尤其是非目标性参观者而言，这种信息密度和表达方式很快造成视觉疲劳和兴趣衰竭。

即便是具有专业兴趣的观众，也很难在一次展厅体验中消化大量知识链条。这种“过程展示的接收中断”，反而使得更新过的展陈策略再次陷入误解重建的悖论之中。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博物馆没有讲过程，而是展示方式的习惯结构与公众的接收习惯存在错位，而这一错位仍在制造新的认知偏差。

（三）碎片化流量传播中的知识转译困境

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媒体在近年成为考古“可见性”提升的重要渠道。大量账号通过冷门知识、田野趣事、文物故事成功吸引流量，提升了公众对考古的印象密度。

但平台逻辑决定了，注意力优先于内容复杂度。为了“被看到”，传播者被迫简化内容、弱化方法、强调人物与情绪、回避争议与复杂性，最终导致考古被转译为“有故事性的文物鉴赏”或“带猎奇感的冷知识”。

即便有专业考古学者试图入场，他们也很快发现自己被迫在专业性与传播性之间自我切割——制度环境对深度知识表达具有结构性排斥。

这三种传播机制的错配，最终制造出一个“幻觉性认知系统”：公众获得了大量关于考古的信息，但并没有获得对考古的认知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认识考古”，却从未真正“理解考古”。

以上三种机制共同构成了一个深度伪装的公共表达结构：它使公众在象征上接近了考古，但在认知上远离了它的真相。

这种结构不但误导了社会认知，也反过来制约了考古学自身的表达权力。当高校、研究所、文博机构为了“完成宣传任务”而主动迎合公众幻觉时，他们其实是在用象征权力制造一种“被误解的安全感”：只要公众觉得他们理解了，学科就不再需要承担“继续解释”的责任。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学术危机——它不在于公众不理解，而在于学科甘于被误解。

三、表达障碍的制度逻辑：不是没人能说，而是无从说起

在许多公共讨论中，考古学的沉默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态度问题，似乎学者们是不愿意或者不擅长面对公众说话。但这种指责掩盖了一个结构性的事实：在当代传播体系下，考古学者即便拥有表达意愿，也难以获得表达的可能。在制度逻辑、平台规则和受众期待的三重作用下，学科的“失语”是一种结构性沉默，而非个体选择。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考古表达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信息在传播路径中的“过滤结构”。守门人理论（Gatekeeping Theory）指出，信息在从生产者传递给受众的过程中，会被平台、编辑、算法、社交逻辑等多重节点不断筛选与重组[3]。对考古而言，这种筛选机制尤其严苛。一旦知识中包含较高的专业术语密度、需要背景知识支撑，或难以被娱乐化包装，算法便会迅速识别为“低互动内容”，加以降权处理。这意味着，考古学者即便愿意传递复杂内容，也往往被动地被卷入“碎片化”“趣味化”“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之中。

更具结构性的问题在于：考古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恰恰是一个既具有高度话题性，又极易被误读的学科。它在文化想象中天然具备“故事感”——有地层、遗迹、文物、墓葬，拥有丰富的图像性与叙事性，容易被平台算法识别为“潜在爆款内容”；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长期将“考古”与“古玩”“修复”“盗墓”相互缠绕，这种语义历史使得公众对“考古”的第一认知往往并非其作为学科的技术与理论框架，而是作为猎奇、冒险或鉴宝活动的一种延伸[4]。

算法机制对此种文化编码有着极高的敏感性——平台更倾向于放大那些符合“历史揭秘”“奇观发现”“文物估价”等叙述逻辑的内容，而非支持“如何确证地层关系”“碳十四测年的误差机制”之类需要认知努力的知识表达。考古学者面对这种局势时，往往被迫在“学科本体的复杂性”与“平台传播的低门槛”之间做出牺牲。传播的过滤机制，不仅抹除了学术语言的专业性，也塑造出一种公众对“考古”理应轻松理解、快速消费的期待。

换言之，平台并不是不欢迎“考古”，而是只欢迎一种被预设、被剪裁、被文化编码后的考古叙述。真正的知识结构——如何从碎片推导社会结构、如何理解沉积逻辑、如何借助科技还原行为模式——在这种期待下显得不合时宜、“不合算法”。

这便是考古传播所陷入的双重困境：它被需要，却不被期望以真实面貌出现；它被看见，却始终未被理解。更深层的障碍来自制度本身。在现行的高校与研究机构中，知识传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相较于论文、项目、著作等有明确评估标准的学术成果，对公众进行有效表达既不带来绩效（或占比较低），也难以转化为职业发展资源。在考古这一劳动密集、项目繁重的领域内，传播始终被视为“可做可不做的事”——一种“顺手为之”的任务，而非专业工作。这就造成了“表达者无人正式担任、内容产出没有机制支持、长期投入缺乏资源保障”的恶性循环。可以说，表达在制度内部被默认为不重要，它的不可持续是注定的。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冲破制度壁垒，对外发声，平台结构和公众接受习惯也会对其形成新的阉割。学术语言在进入大众传播平台时，常遭遇“转译压力”——要被裁剪成易懂段落、被剪辑成快节奏内容、被包装为人物化故事，甚至被引导为情绪表达。长此以往，专业者的身份便不再基于其知识能力，而变成可供消费的人设资源。一旦学者在表达中保留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便可能被算法边缘化。更甚者，那些真正坚持表达专业立场的声音，往往被塑造成“不够有趣”的反面形象，最终陷入自我审查与自我沉默的恶性回路。

在此封闭之下，专业的考古学者无法有效说话，考古机构缺乏正式表达机制，公众也在平台内容的误导中不断积累对考古的伪理解。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令人错愕的悖论：考古学似乎“说了很多”，但没有一句说到了点子上；学者“频繁露面”，却始终没能代表自己。这种表达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没人能说，而是因为整个传播系统没有真正为他们预留一个能说的空间[5]。

写作本就是一种自我暴露。在这样的传播结构下，个体的表达尝试往往沦为高风险、低收益的自我消费行为。而制度的不作为，也不断加剧了这门学科在公众视野中的表达真空。在没有制度激励、缺乏平台支持、受众接受结构亦不友好的三重困境下，这门学科的声音注定难以清晰，也注定不可能长期有效地被听见。

四、幻觉式选择：表达失灵的代价在谁身上

学科传播的失衡，清晰、具体地体现在高考志愿填报的考生身上。在与考古相关的社交媒体内容与高校宣传话术中，学生与家长所接收到的，是一个被过滤、被娱乐化、被浪漫处理的考古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喜欢历史”成了报考理由，“探秘考古”成了学科标签，而学科所需的技术能力、身体条件、学术节奏与职业前景则被系统性遮蔽。

幻觉式的传播较容易被青春期的学生接受。青春期正是个体进行身份建构（identity formation）的关键阶段，按照发展心理学家詹姆斯·马西亚（James Marcia）对埃里克森“身份危机”理论的细化，此时的青少年倾向于通过“理想化职业”完成自我角色的认同投射。他们不只是想知道未来能做什么，更想借由某种身份的选择来回答自我的建构[6]。

考古的幻觉版本，恰好满足了这种身份想象的需求：它代表着与主流路径的疏离（拒绝功利化），象征着自由与浪漫（田野、远方、历史深度），同时又允许一定的反叛姿态——它不像传统文科那样被视为无用，也不像经管法那样完全制度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与青少年特有的“中二精神”（一种理想主义驱动下的英雄主义与纯粹化世界观）高度契合。所以幻觉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让人愿意相信”。

这也意味着，考古幻觉的危害不仅仅在于选错专业，更在于它将一个知识性的学科异化为身份幻想的投影幕布，而当真实的学术训练与知识劳动撞碎这块幕布时，往往带来更深的信任崩塌。那些曾义无反顾报考考古的学生，在幻觉破裂之后，也会更快地选择离开学科。这不仅是个体选择失误的后果，更是表达机制失灵的结构性代价。

五、当表达失效成为常态：考古学还能拥有自己的声音吗？

在经历了算法降权、平台去复杂化、身份消费化以及学生幻觉选择的多重路径之后，考古学似乎已不再处于“表达未起步”的阶段，而是陷入一种更隐蔽的结构性困局：它在高频率地被提及、被观看、被转译的同时，失去了“如何被理解”的主动权。这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失语”（structural muteness）——学科仍在被说，却不再能说自己真正想说的内容。

这一困境并非考古所独有。在大众传播环境中，所有“复杂但非刚需”的知识型学科都遭遇着相似命运。它们的话语一旦进入主流通道，便必须经历“平台逻辑—用户心理—媒体模板”的三重重构，最终转化为容易理解、容易情绪化、容易转发的版本。可问题是，这些版本通常已经与原始知识的结构与方法发生了脱节。

不过，有些学科或话语共同体能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构建起自己的表达主权。一个明显的对照是当代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空间探索等方向的科学传播。这些领域同样技术性强、概念门槛高，但却在公众中建立起了相对清晰的形象。这部分归因于它们在学术、商业与传播之间构建起了一种“三螺旋表达结构”（triple helix of communication）：研究者、应用者与讲述者形成稳定协作，使得即使知识复杂，也能被结构化地讲出，并转化为社会认知[7]。

反观考古，它在表达结构上的单薄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明确的“知识中介”岗位、缺乏制度性的传播激励、学科自身长期缺位于社会议题讨论的主舞台。这使得它只能在各类“他者话语”中被包装与想象——在博物馆的视觉叙事中，它是历史的脚注；在社媒平台的流量逻辑中，它是隐晦猎奇；在高校招生宣传中，它是浪漫田野。但它从未完整说出：它其实是一种关于物质—时间—知识生成机制的复杂系统，一种建构人类认知方式的实践路径。

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刻，也是一门学科重新被想象、被确认其公共价值的时刻。考古学能否摆脱幻觉与误解的循环，从“被观看”转向“能发声”——将决定它是否还有资格参与未来社会的知识建构。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Moshenska, G. (2025). The History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Margarita Díaz-Andreu, and Laura Coltofe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xford Academic.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0092504.013.17

[3] Bro, P., & Wallberg, F. (2015). Gatekeeping in a digital era: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Journalism Practice, 9(1), 92–105.

[4] Hanitzsch, T., & Vos, T. P. (2017). Journalistic Roles and the Struggle Over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Discursive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7(2), 115–135. https://doi.org/10.1111/comt.12112

[5] Couldry, N. (2010).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69114

[6] Elkind, D. (1967).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38(4), 1025–1034. https://doi.org/10.2307/1127100

[7] Zhu, Y. P., & Park, H. W. (2025). Publication, Collaboration, Citation Performance, and Triple Helix Innovation Gen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Comparing Asi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16, 10308–10328. https://doi.org/10.1007/s13132-024-02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