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战国秦汉的江汉与南方

2025年7月1日东湖青年学术沙龙总第八场活动“战国秦汉的江汉与南方”工作坊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凡国栋研究员致辞并宣布沙龙开始。本场学术活动分为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为学术报告，后一个环节为评议总结与自由讨论。

第一环节由武汉大学郑威先生主持，汇报人依次为香港城市大学沈德玮、澳门大学洪亦君以及南京大学吴映蓁。

沈德玮的汇报题目《战国都市的内面与折叠：楚都纪南城遗址中的案例探讨》是多年来以楚都纪南城遗址等为案例探索和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化与战国都邑形成、演进、发展的持续性思考。报告首先对学术界主流的三种早期都市书写模式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内面”与“折叠”这两个实验性的概念，对楚都纪南城宫城以及东城垣的历时过程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比较城内外水井井圈材质的差异探讨了城内外居民的身份、地位等差别。报告深入到城市的细节之处，丰富了先秦城市研究的思考路径。

洪亦君的汇报题目是《移动与滞留：秦代南方新地吏的迁调政策》，重点关注秦代对新地吏员的安排与调动问题，指出秦简材料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体现了两个动向：一是官吏的频繁移动对秦代的统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二是官吏职级的晋升速度似乎又颇为缓慢。官吏在工作上的频繁迁调对他们的职程是否有影响，又如何产生影响？报告通过对上述现象的具体分析，探讨了秦代新地吏的迁调政策与秦代官僚行政制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吴映蓁（与游逸飞）的报告《器物类型学的另一种实践——广州西汉南越国常御墓研究》，从器物类型学角度对广州西汉南越国常御墓进行了新探索，报告结合南越国宫城、葬地空间、窑址等进行考察，并对29座常御墓的随葬器物组合、墓主族属、性别等做出分析，指出常御器铭文“常御”并非工匠，而是持有者或使用者，出土此类器物的墓主活动也较为一致，同时注意到此类器西汉中期绝大部分已消失，与南越国的灭亡时间近同，由此认为这些器物当是官署用器，而常御其实是内官。

第二环节由台湾中兴大学游逸飞先生主持，汇报人依次为湖北大学祝昊天、武汉大学郑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一致。

祝昊天的汇报题目《中国先秦核心交通区的形成——以江汉运河为中心》，从传世与出土文献所记载有关楚国江汉运河具体材料的考辨入手，勾勒了古代江汉运河的地理区位以及先秦时期楚国对其开发过程，展现了先秦时期运河连接交通网络与核心“交通区”的形成，报告最后论述了江汉运河等楚国水系在楚国历史发展中尤其是楚国对北方中原势力竞争态势由弱转强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由此谈到运河的修建对中国先秦核心交通区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秦统一前后，事实上已形成了贯通南北的水路大动脉与水网，也正是在这一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依靠交通核心区带动各级交通网络，实现了对华夏世界的全覆盖与黏合。

郑威（与杨金涛）的汇报题目《政治地理视角下秦汉岭南地区治理述略》结合贵港罗泊湾汉墓、南越木简等岭南地区相关考古成果，按照时间顺序对秦、南越国、两汉对岭南地区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尤其注意到南越国和两汉在当地的多元化治理实践，正是在此基础上，岭南逐渐华夏化。最后，报告还探讨了不同边疆地区治理模式的异同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

高一致汇报题目《观念的实践与现实的投射：简牍日书“置室门”系统的运行逻辑》，介绍了目前简牍日书所见“置室门”材料概况，以北大秦简《穿门》为例对多处“置室门”简文作了新的疏解，进而探讨“置室门”材料中诸门的吉凶与所蕴含内涵之间的关联以及“置室门”材料的使用方法，报告认为“置室门”系统总体来看与我国古代所认可的西北和东南地理格局生成理论相关，同时也吸收了现实中先秦都城布局方位的某些经验，这一数术系统尚处于比较朴素的阶段，其中看不出明显的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的运用，“置室门”系统在体例上还有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从而为后世堪舆材料对其进行改造和丰富提供了空间。

第三环节由香港城市大学沈德玮先生主持。郑威与游逸飞先生先后就前两个环节中学者的报告发言做了相应点评和学术总结。沈德玮先生就本次沙龙的筹办经过和主题选择与召集人凡国栋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认为本次沙龙紧扣主题，反映了青年学者从城市、考古、交通、政治、观念等不同面向对于“战国秦汉的江汉与南方”的积极思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力教授结合自身研究专门针对秦简中新地吏的迁调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对于本次沙龙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平台表达了肯定，同时谈到青年人才的培养问题，呼吁越是优秀的期刊越应该支持年轻人，在论文审稿流程中，即便不用稿也应该给出评审修改意见，“给予青年人论文自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