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大而美”法案对中国影响有多大？

记者 闫桂花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日前在国会闯关成功，并正式成为一项法律。法案涉及的一系列减税、增支等政策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法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界面新闻采访的专家多认为，在短期内，法案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进而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法案将使得美国的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进而对其经济产生负面作用。

专家同时建议关注该法案中的高新技术领域相关条款对中国的外溢影响，直接的短期影响或不大，但压力仍存。

短期有助于提振美国经济

“大而美”法案是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力推重磅法案，内容涉及减税、增支、削减福利、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等大量争议性条款。

减税是法案的核心之一。该法案将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中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减税政策永久化，包括21%的企业税率、设备全额折旧、研发费用全额即时扣除等，这些政策原定2025年底到期。此外，新增税收减免，如提高遗产税免税额至1500万美元、小费与加班工资免税、提高儿童税收抵免额等。

但法案同时削减了对穷人更有利的医疗补助计划和食品券计划，因此被广泛诟病为“劫贫济富”。法案还减少了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并加大了对传统能源的支持力度。

多数学者认为，一揽子的减税政策，尤其是针对中高收入家庭和企业的减税，将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而消费是过去几年支撑美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对界面新闻表示，至少在中短期，也就是1-2年间，法案会提振美国经济，这也符合国际投行如高盛、摩根大通等的预测——该法案对美国GDP增速的提振约在0.4-0.6个百分点左右。

他指出，一系列减税措施短期内将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企业盈利和投资，并为美国经济注入流动性。“历史上，美国在类似大规模财政扩张后，通常伴随短期GDP增长提速。例如，2017年减税法案后，美国GDP增速曾在2018年突破3%，尽管后续回落明显。”

徐奇渊还提到，近几年，美国经济在持续加息下保持较快增速正是得益于居民部门稳定的消费，这与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高度相关。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纾困法案，一度为美国民众创造了高达2.1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速一直维持在5%以上，是消费的重要支撑。随着相关法案的到期，面向居民部门的财政转移不断下降，美国居民部分的超额储蓄已经逐渐被消耗殆尽。“大而美”法案通过大规模减税，恰好可以显著弥补财政转移下降带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退坡。

中诚信国际主权部资深分析师王家璐也对界面新闻表示，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增长压力，尽管通胀自高位回落，但核心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目标区间，且实际利率居高不下，消费和投资动能均出现疲软迹象。同时，联邦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公共债务屡创新高。特朗普试图通过扩大减税规模、强化私人投资激励，缓解财政困局，推动美国经济重回高速增长轨道。

和多数看法不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则认为，不应高估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刺激带来的新作用。“法案实际新增内容并不多，现行条款也基本都在预期之中，无论是21%的企业所得税率永久化还是100%投资费用化，并不会新增产生额外的外溢效应。”他对界面新闻说。

长期或导致财政不可持续

从中长期来看，学者们一致认为，法案在大幅削减税收的同时，未同步建立稳健的财政巩固路径，这将大幅提高美国财政赤字水平，加大债务危机的风险。此外，法案中的一些“劫贫济富”条款会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为美国政治极化加剧埋下隐忧。

应对即将到来的“债务悬崖”，也是特朗普推动该法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大而美”法案一次性把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从36.1万亿美元提高到了41.1万亿美元，上调幅度达5万亿美元。在这之前，1月，美国政府债务已触顶，若无新的安排，8月就可能触发债务违约。

“大而美”法案预计能在未来10年削减1万亿美元支出，但与4.5万亿美元的减税规模相比，缺口显著。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联邦预算责任委员会、Tax Foundation等多方机构的测算，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净增3.4万亿-4.1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当前约100%的水平推升至125%以上。

徐奇渊表示，2026至2028年，美国年度财政赤字将额外增加5000亿美元，赤字率或升至7%以上，达到疫情时期水平。2029年以后，法案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将降至2000亿-3000亿美元，但因为财政赤字在本届政府被基本用尽，所以2029年以后新的总统和国会有很大概率更新或推翻“大而美”法案，进一步突破财政赤字和国债上限的约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对界面新闻说，尽管大而美法案提高国债上限在短期内是避免政府停摆的不得已之举，但从中长期看，法案会恶化三大根本矛盾：贫富差距、金融危机风险、环境气候问题。上个世纪末，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Susan Strange提出，这三大矛盾是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难以解决的三大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有的国家也在采取国内政策来应对这三大矛盾，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的三大攻坚战。

“忽视甚至恶化这三大矛盾会降低美国的增长质量，今后可能只能靠印钞票来维持虚假繁荣，这种增长不是高质量增长。”崔凡说。

徐奇渊指出，中国身兼美债的重要债权人和人民币计价安全资产的潜在提供者双重身份，应密切关注美债的未来。不过，他同时指出，按其团队的测算，即使法案大幅上调了美国国债上限，但距离其爆发国债危机尚有较大的距离。近期国际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对法案的负面评价。

如何影响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大而美”法案加大了对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包括在美国本土新建芯片工厂的企业可享受的税收抵免比例从25%提升至35%，前提是项目需在2026年底前动工；删除了早期版本中禁止州和地方政府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监管的相关条款，并通过税收手段鼓励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进入早期科技项目等。

徐奇渊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大背景下，该法案可能会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具体来说，一是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上升可能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压力；二是美国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吸引外国投资的压力增加；三是新能源补贴削减，特别是针对中国关联企业的补贴削减，以及用强力政策发展传统能源产业及其对传统能源价格的影响，可能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新三样”优势产业造成一定影响。

对此，刘志阔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在当下这样一个规则如此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考虑的不只是税基，而是会选择多方布局。具体到相关税基，尤其是涉及到高新技术行业，该法案相对中国也并非特别有竞争力。

“中国现在的企业（所得）税率普遍是25%，但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率只有15%，加上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实际税率还会再下降。除此之外，中国在集成电路等重点软件行业中，也有相应的税收优惠。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对高科技相关的税率相对不高。”刘志阔说。

对于中国“新三样”产业，刘志阔指出，影响可能也不会太大，以电动汽车为例，在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已经无法进入美国市场。